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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事・2021.11.03・7 次觀看・已編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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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譯家,一個正在消失的群體...


大凡熱愛思考、喜歡買書的人,選書都有兩個不傳之秘:一是挑作者,二是選出版社。如果說,作者代表了一本書的定位,出版社代表的,則是書的品味。不過,對於國外引進的很多人文社科類作品來說,大家選書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維度:翻譯。


翻譯的重要性,許多人不僅感同身受,更有過切膚之痛:


許多通俗類外文書籍,因為不入流的翻譯,讀起來不僅拗口,也不符合國人的語言習慣;許多通識類譯作,更是隻忠於字面之意,完全不考慮它們在新的文化背景中需要被重新塑造;更有甚者,一些思想類的名家經典譯本,誤讀了作者的本意,以致很多「求真」的讀者必須追本溯源,甚至花大力氣找人重新翻譯......


儘管社會呼喚好翻譯,人們也亟需好的翻譯家,然而現實情況是,翻譯事業的式微和翻譯家地位的急劇下降,讓翻譯家依然是社會的「稀缺品」。在相容思想深度和人性厚度的人文社科領域,更是如此。而目前,先知書店新上的這套「思想與科學」系列叢書的譯者張卜天老師,正是這樣一個出色的譯者。


在與張老師的交流過程中,我們不僅瞭解了作為一名譯者的艱辛,更意識到,翻譯工作絕不像人們想的那樣簡單,而是一項有門檻、甚至「要求苛刻」的技藝。對一名譯者,尤其是翻譯科學、思想類著作的譯者而言,更存在著鮮明的層次差異。


|翻譯家的第一個層次:破解翻譯界「不可能三角」的文字工程師


翻譯作為一項技能,首先考驗的,是譯者的專業。然而,這種專業性絕不僅僅表現在文字的轉譯和編輯工作中。


在譯者圈,其實一直存在一個「不可能三角」,即要求一個譯者同時對「作者、讀者、出版社」負責。然而,矛盾之處恰恰在於,作者希望翻譯的「專業性」、讀者要求翻譯的「準確性」,而出版社最在乎的,卻是翻譯的時效性。現實中,很多極為優秀的譯者往往只能兩者「兼得」,無法破解這個「不可能三角」,然而,張卜天老師是個例外。



自翻譯柯瓦雷的《牛頓研究》起,張卜天就再沒中斷過學術翻譯這項「吃力不討好」的工作,十多年來,引進了諸多社科經典。而越是瞭解學術翻譯的人,越會對他的成就感到震驚——他不僅在動輒幾個月翻譯一部作品的常態中,做到了速度上的出類拔萃,翻譯的更全部為世界級科學名著,最重要的,是他的譯本有口皆碑。市場上,最受人們歡迎的哲學啟蒙類讀物《大問題》,正是出自他的譯筆。



|翻譯家的第二個層次:跨學科、多領域的思想者


如果說,一名一流譯者的底層能力是很強的思想嗅覺,應機判斷各種文獻的價值,和再現和消化國際學界的成果,那麼,作為一名人文社科領域的譯者,更重要的能力卻是擁有跨學科、跨領域的知識和「智識」。


●跨領域的知識、學識:譯者從業的「資格證」


在語言學中,有一個著名的「沃爾夫假設」:一種語言無法在另一種語言中存在。因為,在一個新的文化背景中,任何直譯的文字都會喪失掉原本的文化屬性。因而,對一個翻譯西方經典的譯者來說,必須充分了解中西文化,才能避免「跨文化」帶來的內涵錯位和水土不服。


然而,僅僅瞭解「宏觀文化」依然不夠,還要深入文化肌理,因為人文社科領域涉及的絕不單單是文化屬性,更包括文化的內涵。


在社科領域,有關世界的學問從來不是單一的,而是聯動的,各學科之間常常互相貫穿。因而,譯者必須超越個人「專業」,成為多領域的雜家。而張卜天正是這樣一位「玩家」,他不僅精通哲學、歷史、科學、宗教學、民族學、人類學等跨學科領域,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藝術愛好者,據說,他最喜愛的,是巴赫的管風琴曲和鍵盤樂。



●真正的譯者:超越知識,建構智識


黃燦先生曾說,翻譯不僅是種綜合能力,更是一種理解力。如果沒有理解力,譯者知識再多,也只會生硬地將其巢狀在句子中,模糊語言真正的效果,甚至讓人對文字產生誤解。


比如,曾經有本哥白尼的著作叫《天體執行論》,很長時間以來,人們一直以為書中呈現的是天體的執行規律。然而,張卜天在重譯時卻注意到,原文中的orbium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「天體」,而是古代天文學家假想的,攜帶天體執行的那個透明的「天球」。最終,他將新版名字改為《天球執行論》。


天體,天球,看似一字之差,卻足以影響我們對事實、真相的判斷。試想,假如一個譯者對西方哲學、古代科學背景瞭解不深,他一定會認為天體是絕對的「翻譯正確」,而如果他沒有洞悉天球和天體之間的微妙差別,更可能會在譯文中將哥白尼視為一位「反宗教」的戰士。然而,他卻是位虔誠的天主教教士,更將「日心說」視為某種「上帝之愛」。


▲天球執行示意圖


|翻譯家的最高境界:文明的傳承者、思想的傳道人


誠然,如今大多數人早已不再忽視譯者的技藝和見識,對譯者的一個偏見依然深入人心——他們沒有真正的創造性,只是「思想的搬運工」。


然而,歷史上,真正偉大的譯者絕不僅僅只是「搬運思想」那麼簡單,他們傳承、甚至保留了文明的火種。當年,古希臘羅馬文明斷絕後,包括希臘的幾何原本、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等偉大著作曾一度失傳。後來,阿拉伯人透過翻譯這些古希臘、羅馬時期的文字資料,才保守了這些「精神傳統」,最終讓歐洲文明重新點燃。


如果說,在西方,譯者的主要貢獻是保留了文明的火種;那麼在東方,尤其在中國,譯者最重要的貢獻正是將國人帶入了現代文明的世界。


▲阿拉伯對古希臘記譜法的記載和傳承


●影響一個時代的偉大譯本:洞見社會痛點的創造性轉譯  


在第二次西學東漸運動中,中國最廣為人知的翻譯家嚴復,翻譯了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——然而,如果按照正常翻譯標準,這本《天演論》(Evolution and  Ethics)直譯應為「進化與倫理」。然而,嚴復有意將它轉譯為「天演論」,不僅表明了他對這部經典的深入理解,更體現了他作為一名中國譯者的良苦用心:


『翻譯《天演論》前,嚴復本打算首先翻譯達爾文的《物種起源》。然而,達爾文「漸進主義」觀點並不適合亟需啟蒙的國人,相比之下,赫胥黎的《進化與倫理學》更合適。


赫胥黎在書中同時強調了進化和倫理價值。然而,當時甲午剛剛戰敗,救亡圖存迫在眉睫,國人無暇考慮人的倫理問題,因而,譯本中有意強調了書中的進化部分,弱化了「倫理價值」。


之所以將名字確定為一個自創譯詞「天演論」,源於嚴復對錶意的精準追求。相比「進化」而言,天演不僅包含著「優勝劣汰的進化秩序」,天在中國傳統文化裡,更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。因此,「天演」一詞除了給國人救亡圖存的焦慮外,還隱喻著對某種神聖感的接納。』


除此之外,嚴復在書中還常在翻譯背後、加以現實申引。因而,魯迅評價他「做過」天演論,而不是翻譯過天演論。


▲赫胥黎的原版與嚴復的譯本


正是嚴復的創造性轉譯,「天演論」這一為國人量身定做的譯本才橫空出世,並很快風靡全國。當時,學校以《天演論》為教材,啟蒙少年。受到啟蒙的少年們,有的甚至以「競存」、「適之」等作為自己的學號。胡適的名字胡適之,正是因此而來。


除了在學界影響廣泛,嚴復更影響了梁啟超、康有為、章炳麟’等政界「改良先鋒」。正是他們的共同努力,才影響並誕生了後來種種社會思潮,最終促成了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。



|真正的翻譯家:一個社會的稀缺品


儘管翻譯這一行業可以重塑人類智識,甚至推動社會程序、傳承文明的火炬。然而,現代社會,譯者從未得到過足夠的重視。對大多數人而言,翻譯依然只是「隱身人」,被限制在「原作者和出版社」雙重框架之中。


然而,正如上文所言,一個翻譯家能做的,遠不僅僅是翻譯工作。譯者與作者的關係好比導演和編劇——最好的翻譯,就如最好的導演一樣,只是利用了「原本作者的材質」,重新創造一個即符合原作要求,又符合當下文字語境的新產品。


比如,張卜天老師翻譯一本書時,從來不是馬上按順序逐字、逐句、逐段翻譯,而是先從整體上精準地把握。為了讓思想同原著一樣絕對準確地給傳達給讀者,他最終會如「藝術家」一樣,在眾多可能的翻譯組合中,篩選出最合適的表述方式。


此外,由於他翻譯的科學思想類書籍,大都從未走入中國學界的視野,因此,他還需要創作全新的譯法。很多時候,他會像魯迅、嚴復等大師一樣,對光學、物理學等概念進行「創造性的自定義」。定義後,他會在腳註上加以說明,而這又會比通常翻譯多花了近一倍時間。


▲外版著作的翻譯亂象,六成以上譯本不值一讀


在譯者圈,清苦、報酬少是常態(翻譯的標準通常為千字80元左右),因而,很多譯者更傾向於那些回報豐厚、眾所矚目的「扶持專案」。然而,這並非張卜天的選擇。他曾坦誠地告訴記者:他達不到真正的無慾無求。然而,他的行動卻說明,他有更高層次的追求——至少,翻譯工作對他而言,有著莫大的意義。


也許正是因為他的「不計名利」,才讓他擁有了一般譯者難以擁有的「自由」。與絕大多數受出版機構僱傭的譯者不同,他的書幾乎全由他自己選定;內容全部為在國外備受矚目,在國內卻屬小眾的科學、哲學經典。因此,有人稱讚他是啟蒙界的鬥士、思想的傳道人。



如果說,當下時代,社會亟需那些能抵禦淺薄思想、拓寬思想厚度的好作者。那麼,我們更應該呼籲並致敬的,更是傳遞偉大思想,提升社會智識,並致力讓人們成為「最清醒的現代人」的翻譯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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